作家只是令人尊敬的空想家，文学作品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作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手术刀，只做解剖，而解剖的目的就是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要着眼于从文化上改造人，用文化的约束力造就远离腐败的下一代。
８月２日上午，著名作家王跃文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在市图书馆主讲《清风正气纵横谈》。１９９８年，王跃文写成《国画》，之后又一口气出版了《梅次故事》、《西州月》、《大清相国》等小说，“官场小说”作为描述、揭秘官员腐败生活、政治较量的一类小说的名词，因此迅速被读者牢牢记住。
“官场小说”作家如何看待反腐败？对反腐败有怎样的认识和建议？王跃文认为，作家只是令人尊敬的空想家，文学作品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作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手术刀，只做解剖，而解剖的目的就是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自己不是个“反腐作家”
王跃文不认为自己是个“反腐作家”。他说，自己曾经在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工作过，因为感觉个人性格不适合“官场”，２００３年借机构改革之际到了湖南省作协工作。他的小说灵感来自哪里？是不是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王跃文说，很多作家都是因为他所熟悉的生活对他很有感触，他会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自己在政府机构经历了很多东西，也看到了很多东西，所思所想所感肯定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有所表现，但文学创作的意义应该更深刻、更广阔、更遥远地反映生活，而不能仅停留在“反腐”这两个字上。文学是作者个人感性的表达，读者阅读作品，并不受作家主观愿望的左右，１０００个人的眼中有１０００个哈姆雷特，这是阅读的规律，更是阅读的自由。
首次回应“非学术层面”批评
文学上有争议是很正常的，王跃文说，他愿意接受任何学术范围内的批评。应该怎么看待非学术层面的批评呢？王跃文首次作了公开回应。
第一，小说是否要有悬念，要全面地反映生活？王跃文说，世界文学史上只写负面、不写正面的文学名著实在是太多了。俄国作家乔治·奥威尔１９４８年写的《１９８４年》是一篇政治预言小说，根据他当时对社会现实的分析、考察，预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把后来社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政府的腐败、独裁专制等等可以说做了很准确的预言，这就是文学的伟大。
第二，小说里面必须要有正面的大人物吗？王跃文说，在这个社会里面，毕竟是普通人、老百姓比我们的官员要多得多。普通老百姓的正面形象也许对社会的作用更大一些。小人物在社会公正、民主法制建设、追求真理等方面的思索在艺术震撼力方面也是巨大的。
第三，小说为什么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王跃文说，这不应该是对一部文学作品或者是对作家提出的批评，应该是对社会学博士论文提出的建议。中外文学史上，只有１６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提出过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但是《乌托邦》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失败的。
第四，反腐小说令人学坏？王跃文说，《水浒传》曾经被禁止，怕老百姓看了之后造反，梁山好汉肯定不是看了《水浒传》才去造反的。
腐败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干部会变坏呢？王跃文谈了他自己的思考和观察，他认为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更有社会现实的原因。
王跃文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传统文化在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历史文化中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以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官场自古清明的并不多。历史上真正的太平盛世，没有战争的时期也许只有８０年。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没有健全法治的社会，惩治腐败常常成了整人的借口。明朝在防治腐败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后还是因为腐败灭亡。清初规定向富人借钱都是违法的，清代官员灰色收入却不少，地方官员还可以在赋税上做文章，逢年过节也会送钱送礼，这些潜规则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所谓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名词，虽然是现代发明的，但是种种贪污的伎俩，应该说是古来有之。
从社会现实的原因看，我们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设置，是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享有完全的支配力，但因为缺乏监督机制，这就有自身腐败的可能。其次是腐朽的生活方式成了滋生腐败的催化剂，有些富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某些官员的理想和追求，从党风廉政的角度开始加强管理干部的私人生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关键在落实，该怎样去管。
|
我的小说只是解剖刀 |
|
更新时间： 2008年8月3日 |
|
著名作家王跃文昨日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谈“反腐”：
作家只是令人尊敬的空想家，文学作品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作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手术刀，只做解剖，而解剖的目的就是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要着眼于从文化上改造人，用文化的约束力造就远离腐败的下一代。
８月２日上午，著名作家王跃文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在市图书馆主讲《清风正气纵横谈》。１９９８年，王跃文写成《国画》，之后又一口气出版了《梅次故事》、《西州月》、《大清相国》等小说，“官场小说”作为描述、揭秘官员腐败生活、政治较量的一类小说的名词，因此迅速被读者牢牢记住。
“官场小说”作家如何看待反腐败？对反腐败有怎样的认识和建议？王跃文认为，作家只是令人尊敬的空想家，文学作品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作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手术刀，只做解剖，而解剖的目的就是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自己不是个“反腐作家”
王跃文不认为自己是个“反腐作家”。他说，自己曾经在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工作过，因为感觉个人性格不适合“官场”，２００３年借机构改革之际到了湖南省作协工作。他的小说灵感来自哪里？是不是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王跃文说，很多作家都是因为他所熟悉的生活对他很有感触，他会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自己在政府机构经历了很多东西，也看到了很多东西，所思所想所感肯定会在自己的小说里面有所表现，但文学创作的意义应该更深刻、更广阔、更遥远地反映生活，而不能仅停留在“反腐”这两个字上。文学是作者个人感性的表达，读者阅读作品，并不受作家主观愿望的左右，１０００个人的眼中有１０００个哈姆雷特，这是阅读的规律，更是阅读的自由。
首次回应“非学术层面”批评
文学上有争议是很正常的，王跃文说，他愿意接受任何学术范围内的批评。应该怎么看待非学术层面的批评呢？王跃文首次作了公开回应。
第一，小说是否要有悬念，要全面地反映生活？王跃文说，世界文学史上只写负面、不写正面的文学名著实在是太多了。俄国作家乔治·奥威尔１９４８年写的《１９８４年》是一篇政治预言小说，根据他当时对社会现实的分析、考察，预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把后来社会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政府的腐败、独裁专制等等可以说做了很准确的预言，这就是文学的伟大。
第二，小说里面必须要有正面的大人物吗？王跃文说，在这个社会里面，毕竟是普通人、老百姓比我们的官员要多得多。普通老百姓的正面形象也许对社会的作用更大一些。小人物在社会公正、民主法制建设、追求真理等方面的思索在艺术震撼力方面也是巨大的。
第三，小说为什么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王跃文说，这不应该是对一部文学作品或者是对作家提出的批评，应该是对社会学博士论文提出的建议。中外文学史上，只有１６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提出过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但是《乌托邦》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失败的。
第四，反腐小说令人学坏？王跃文说，《水浒传》曾经被禁止，怕老百姓看了之后造反，梁山好汉肯定不是看了《水浒传》才去造反的。
腐败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干部会变坏呢？王跃文谈了他自己的思考和观察，他认为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更有社会现实的原因。
王跃文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传统文化在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历史文化中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以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官场自古清明的并不多。历史上真正的太平盛世，没有战争的时期也许只有８０年。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没有健全法治的社会，惩治腐败常常成了整人的借口。明朝在防治腐败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后还是因为腐败灭亡。清初规定向富人借钱都是违法的，清代官员灰色收入却不少，地方官员还可以在赋税上做文章，逢年过节也会送钱送礼，这些潜规则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所谓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名词，虽然是现代发明的，但是种种贪污的伎俩，应该说是古来有之。
从社会现实的原因看，我们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设置，是政府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享有完全的支配力，但因为缺乏监督机制，这就有自身腐败的可能。其次是腐朽的生活方式成了滋生腐败的催化剂，有些富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某些官员的理想和追求，从党风廉政的角度开始加强管理干部的私人生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关键在落实，该怎样去管。
逆向思维思考反腐
王跃文从逆向思维的角度谈了自己对防治腐败的思考。首先，要牢固树立腐败可耻的观点，这个听起来不是个问题，但事实上是一个问题。贪污腐败不仅是犯罪，而且在道德意义上是很可耻、很可恨的事。小偷者耻，大偷者荣，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模糊也是自古有之的。这同我们的公民教育缺乏有关，公民意识亟待加强；其次，收紧反腐败的尺度。一个普通人最低的道德标准，有时候变成了对领导评价的最高标准，这是很可悲的；第三，中国的人情世故，中国人的国民弱点，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环境和中国人目前所处特殊国情决定每个人都有腐败的可能，人人必须树立廉洁自律的意识；第四，要着眼于从文化上改造人，着力于造就远离腐败的新人类。法律等制度性的建设是刚性的约束，未必就是最高程度的约束，文化的约束才是对人最高层次的约束，尽管它是伪约束。我们把未来放在孩子身上，特别是我们的普通人家，不要羡慕人家特别有钱，多教一些孩子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基本规范、基本准则，让孩子们从小就明是非、知廉耻、辨正邪，这样才能一代一代的改造人，国家才大有希望。 |
王跃文从逆向思维的角度谈了自己对防治腐败的思考。首先，要牢固树立腐败可耻的观点，这个听起来不是个问题，但事实上是一个问题。贪污腐败不仅是犯罪，而且在道德意义上是很可耻、很可恨的事。小偷者耻，大偷者荣，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模糊也是自古有之的。这同我们的公民教育缺乏有关，公民意识亟待加强；其次，收紧反腐败的尺度。一个普通人最低的道德标准，有时候变成了对领导评价的最高标准，这是很可悲的；第三，中国的人情世故，中国人的国民弱点，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环境和中国人目前所处特殊国情决定每个人都有腐败的可能，人人必须树立廉洁自律的意识；第四，要着眼于从文化上改造人，着力于造就远离腐败的新人类。法律等制度性的建设是刚性的约束，未必就是最高程度的约束，文化的约束才是对人最高层次的约束，尽管它是伪约束。我们把未来放在孩子身上，特别是我们的普通人家，不要羡慕人家特别有钱，多教一些孩子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基本规范、基本准则，让孩子们从小就明是非、知廉耻、辨正邪，这样才能一代一代的改造人，国家才大有希望。
